下跪医生：一场噩梦，就这样过去吧

　　

　　今年2月，浙江绍兴第二医院发生“医生被迫下跪”事件后，医务人员集体抗议。9月12日，行凶者家属登报道歉（左图）。受访者供图

　　段建华 男，40岁，绍兴市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今年2月9日下午，主治的一名患者意外死亡，段建华遭到死者家属徐惠等人暴力殴打。他被拖拽至大厅的死者尸体旁，被摁住强行下跪，达十多分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了一份调解书。调解书中，绍兴第二医院认为，诊疗过程是规范的，不存在明显过错。　　6月初，段建华委托律师对徐惠等人以侮辱罪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后，徐惠等4名家属登报向医生道歉，并愿意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道歉书》。

　　■ 对话动机　　遇辱前，他是全院最年轻的“正高”级医师。段建华说，那时他自信满满，对医学事业怀抱热忱。　　为了正名，他委托律师打官司，要的只是“一声道歉”。记者独家对话段建华。在抑郁症的边缘徘徊半年后，他有了一些体悟，“我还有家庭，别无选择，只能站起来。”“医学事业没有错，有问题的是其他东西。”

　　新京报：出事之后，你一直在休养？英国参加培训了，现在刚回来。　　新京报：诉求是什么？

　　新京报：报纸上刊登家属的公开道歉，是你诉讼的结果吗？

　　段建华：现在谈原谅没有意义。道歉是有时机的，大半年过去了，伤害、屈辱我都经受了，现在道歉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出事之后我们没有私下接触过，他们也没有私下给我道过歉。　　新京报：从受辱到看见道歉信，经过了7个多月，这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段建华：生活在煎熬中，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失眠、焦虑、封闭，每天坐立不安。回来上班后，好多人都说不认识我了，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头发基本上快掉光了。

　　段建华：这大半年来，我看绍兴的天每一天都是阴天，印象里就没有晴天过，没有开朗的时候，整晚做噩梦，就是走在抑郁症的边缘。

　　新京报：现在好点了吗？

　　段建华：最严重的影响是，我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改变了，虽然知道是不好的改变，但也没办法。我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我自己是医生，清楚这些药物都没用的。　　段建华：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都变了，大家只要到医院闹，就多多少少会得到补偿，可能后来都传开了，闹得越大越有钱拿。这种情况下，受伤最大的就是第一线的医生，想到这儿我就感到害怕，觉得未来一片迷茫。工作吗？　　新京报：觉得风险背后可能是医生的人身安全问题？　　段建华：我比较困惑的就是还要不要好好工作。比如说，这个病人凭我的能力是可以看的，但可能有风险，我该怎么办？我是只挑简单的，保证自己人身安全，还是去挑战，开展新的研究？

　　新京报：如果医生都不敢迎接挑战了，那会很可怕。　　段建华：对，最怕出现的结局是业务萎缩，我做了还有风险，这些风险谁来给我承担？现在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弱者。医疗体制的现状就是这样，我要怎样去保护自己？

　　医学本身没有错　　新京报：你从业20年了，能为医生现在的状态做个总结吗？中国做医生很辛苦，体力辛苦还可以忍受，主要是精神上的压力。很多时候跟病人有交流障碍，现在还有生命危险。

　　新京报：所以医患矛盾，也是沟通上的问题。

　　段建华：不一样，我们的医生没办法信任病人，病人也不信任医生。现在虽然有术前签字等，但很多人是不看就直接签字的，他们既不懂，将来也不会按契约来，出了事儿就是你的。

　　段建华：有很多，那件事之后，我的同事在医院大厅举起标语，声援我。同事们四处为我发帖鸣不平，省里的医疗工作者也都很关注我这个案子。

　　新京报：家人或朋友给过你怎样的帮助？　　段建华：很感激我的妻子和小孩，他们很支持我，如果不是家庭，我可能早就垮了。还有一些我以前的病人说相信我，我很感动，其实大部分病人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