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毒并非不可战胜。而让艾滋病毒真正死去的，可以是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是先进的生物技术，也可以是特效的药物，但最终战胜传染病的法宝，一定是疾病预防与控制策略。] 策 划：陈 磊 13岁，花样年华；86岁，耄耋老者。他们本不应该被艾滋病毒“俘获”，更不可思议的是通过性行为。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两个极端的个例。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孟杰根据掌握的情况，道出更令人忧心的现实——“最近我们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少数中学生在网上找‘伴’，发生性行为。”韩孟杰说，老年人以农村的为主，特别是西南地区，性行为可能买个菜的钱就发生了。这些都为艾滋病的性传播埋下隐忧。 “防控难度很大。”韩孟杰习惯以数据说话：尽管2019年我国报告的因吸毒传播艾滋病的人数不到2000例，处于较低水平，但性传播却让艾滋病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隐秘”地传播着。角落”。免疫系统全线崩塌的“扳机”，人类却无能为力 1981年，几十名身患卡波济氏肉瘤的患者在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时出现，聚集性患病引起医学界的警觉：会不会是感染性疾病？细菌或真菌感染、罕见的肺炎、血小板低得可怕、侵袭性淋巴瘤…… 症状虽然多样，却体现了共性：免疫系统“溃不成军”。 源头的发现，是在两年以后。1983年，来自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学者以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分别独立分离出了艾滋病的病原体，即臭名昭著的HIV。他们的研究结果分别发表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 甚至“零号病人”的发现也没有带来丝毫的转机。一位加拿大籍、职业为空乘服务员的男同性恋者被认为是“零号病人”，普遍观点认为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带出非洲的人。 “后来的病毒溯源工作经过了全球网络追踪，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艾滋病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从非洲开始，从动物跨越到人类。”贝利·马丁奖获得者、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说，艾滋病毒的发现或许要比人类社会的“零号病人”出现晚50多年。漩涡” 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了著名的“鸡尾酒疗法”，即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 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艾滋病毒行为模式、爱好、侵袭路径、攻击手段甚至弱点等都研究了个遍。 艾滋病有一把进入人体的“钥匙”，主要打开“CD4标记”的“锁”。 艾滋病毒主要攻击人体的CD4细胞，由于它是个RNA病毒，潜进后会“自带”工具酶进行逆转录（从RNA变为DNA），DNA潜进宿主细胞核，便永久性地插入到宿主染色体中。 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接连发生。最为诡谲的是，艾滋病毒的变异。 “复阳”成为治愈的噩梦，也使得艾滋病患者背负高额而长期的治疗费用和治疗副作用的沉重。 终于，人们认识到艾滋病毒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 降低毒副作用，中国多个团队尝试从中药找到突破口。 既然一切的起因是免疫缺陷，那么受到艾滋病毒毁灭性打击的淋巴细胞，还有机会重获生机吗？ 这一大规模、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对艾滋病毒的破坏力给出了铁证：艾滋病毒对于CD4细胞不仅是杀戮甚至破坏了它休养生息的能力。 在药物预防方面，艾滋病治疗也有了新的突破，GSK开发的长效HIV整合酶抑制剂，被用于非洲女性的艾滋病毒感染预防用药，只需要2个月注射一次，就能够起到预防保护作用，甚至可以作为疫苗使用。 据专业媒体“生物谷”总结的近期艾滋病毒前沿研究进展显示，《科学》发表了美国学者在体外重建HIV复制和整合过程的研究，对艾滋病毒作用机制更进一步掌握。此外，免疫细胞治疗、病毒潜伏机理等研究也有所突破。 艾滋病毒幽灵般的“复阳”，让学者们想尽一切办法追捕，试图发现它的藏匿之处。 参与过1981年艾滋病患者治疗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杰尔姆·格罗普曼在其回忆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在1997年的《自然》杂志上，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西里西亚诺发表了一篇论文，用自己发明的一种非常灵敏的测量技术，在记忆T细胞中发现了HIV病毒。艾滋病毒在记忆T细胞的DNA链中保持休眠状态，这样就可以避开鸡尾酒药物，并在稍后重新激活，开始损坏免疫系统。 “西里西亚诺告诉我，他还记得第一次在接受HAART治疗的病人的记忆T细胞中发现潜伏病毒的情形。” 杰尔姆·格罗普曼在文中写道：“当时的主治医生以为病人是能治愈的，在每一个能想象的部位都进行了活体检查，一点病毒存在的迹象都看不见。研究者从患者身上取了20试管的血样，分离出T细胞，并将它们分别放入容器中。接下来，研究人员将样本和未受感染者的细胞混合。如果健康的T细胞受到感染，那么病毒就能够繁衍并被释放。如果检测到病毒的存在，试管的颜色会变成蓝色。” 找到“老窝”，才能根除。 张林琦团队与清华大学药学院的同事合作，从受体激动剂入手，通过计算机辅助，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虚拟筛选和先导化合物优化的组合策略，合成了约200种具有不同结构和生化特性的小分子化合物，初步证明小分子在激活病毒储藏库和增强NK细胞介导的抗病毒免疫力两方面的巨大潜力。“新型小分子在激活与清除艾滋病患者潜在病毒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仍需要深入的机制分析以及临床前和临床评估。”张林琦说。 艾滋病毒与人体的交互，或许比想象的更为复杂。人毒之战中，“兵法”中的三十六计极有可能时时上演。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人类病毒学研究所教授苏立山带领团队做了一个“考验”Ⅰ型干扰素的实验。“很有意思，去掉以后，病毒复制增加了大约5—10倍，说明Ⅰ型干扰素衍生物对病毒复制有抑制，但是人体免疫细胞被救回来了：T细胞的功能回来了，骨髓里边的造血干细胞、肠道里的稳态也都回来了。”苏立山在此次的香山科学会议上讲述了这个发现。 若干年来，“治愈”始终无法用在艾滋病人的身上。 但“柏林病人”出现了…… 2007年，同时患有白血病和艾滋病的蒂莫西·雷·布朗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随后艾滋病毒奇迹般地从他体内消失。 基因编辑、细胞移植治疗艾滋病的大门开启了。 除了难以找到匹配的骨髓之外，也并不是所有配型成功者都让病毒消失了。回输免疫细胞在患者体内能不能存活下来并壮大势力是关键，也曾有过相似的疗法，患者的病毒并没有清除。 天然的CCR5基因缺陷系统寻找困难，人工的基因编辑技术或许能弥补“短板”。 2020年，一个更欣喜的消息传来，巴西圣保罗的一名男子接受了特别的药物治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烟酰胺）后，停止使用药物66周以后，仍未检测到艾滋病毒。 人毒酣战近半世纪！艾滋病毒始终负隅顽抗。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于旭日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这些精英控制者中，病毒经常整合到人类基因组的特定区域，其中的病毒转录受到抑制。 柏林病人、伦敦病人、圣保罗病人、精英控制者……无论他们是个案还是少数，他们的存在都证明艾滋病毒并非不可战胜。而让艾滋病毒真正死去的，可以是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是先进的生物技术，也可以是特效的药物，但最终战胜传染病的法宝，一定是疾病预防与控制策略。